中华医学会——医学征程的灯塔。 

今年是中华医学会成立110周年。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医学发展史上，这家诞生于1915年的学术组织，如同一座屹立百年的灯塔，指引着医学探索的方向。 

首任会长颜福庆（1882—1970）作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奠基人，以“预防为主”的理念开创了医学教育与公共卫生结合的先河。这位湘雅医学院创办者、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医学院缔造者，在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又远赴哈佛医学院深造公共卫生学，将“公医制”理念引入中国，培养了汤飞凡等第一代生物制品领域的开拓者。 

《黄帝内经》“上医治未病”的古老智慧，在近代中国曾长期被“重医轻防”的现实所遮蔽。颜福庆在上海医学院创校之初便设立公共卫生学科，带领师生深入城乡开展防疫实践，这种“预防为先”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轨迹。66年前，笔者求学期间，亲见陈同生、颜福庆两位院长与16位一级教授领衔的学术盛景，毕业后又投身生物制品领域，就此结下六十载不解之缘。 

1 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发展征程 

1.1 “中央防疫处”的初创（1919—1949） 

1919年，我国第一所集生物制品生产与研究于一体的机构——“中央防疫处”在北京成立，标志着中国生物制品从无到有的开端。然而至新中国成立前，国内仅有零星机构生产少量血清、疫苗，规模小、技术落后，白喉、破伤风等疫苗的菌毒种长期依赖进口，年产量不足百万份，远不能满足防疫需求。 

1.2 计划免疫体系的构建（1950—1980） 

新中国成立后，“预防为主”成为卫生工作基本方针。1950年代，北京、长春、兰州、成都、上海和武汉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依六大行政区布局，直属卫生部管理，形成覆盖全国的“生产-科研-检定”三位一体防疫体系。1951年，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成立，专门负责制品质量管理；196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成立，承担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为儿童健康筑起防线。 

1.3 发展壮大（1980—2004） 

各生物制品所的规模不断扩大，品种不断增多，制品质量不断提高，研究生产的防疫制品，基本上满足了全国预防接种的需求。发展历程见表1。 

1.4 市场化转型与国药集团整合（1989—2020） 

1989年，“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CNBPC）成立，标志着行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过渡；2003年，成立“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CNBC），转属国资委。2009年，公司并入“国药集团”（SINOPHARM），实现资源的全国整合。 

1.5 里程碑成就

1960年，我国通过牛痘疫苗成功消灭天花，成为世界上最早消灭天花的国家之一。

1965年，推广脊髓灰质炎疫苗免疫接种，通过强化免疫，现在我国已无本土野病毒的传播。 

1966年，全国推广麻疹疫苗，使麻疹发病率从590/10万降至2005年的0.5/10万。 

1978年，启动儿童计划免疫后，白喉、百日咳等传染病发病率下降超90%。 

1985年，对新生儿实施乙型肝炎（乙肝）疫苗的免疫接种，1990年全国年产达2 000万人份，使5岁以下儿童乙肝感染率从1992年的9.7%降至2006年的1%以下。 

在卫生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人群的保健问题。降低了新生儿和孕产妇死亡率和传染病发病率，将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升至2020年的77.93岁。 

2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2.1 机构沿革（1949—1952） 

1949年上海解放后，军管会接管“中央防疫实验处上海分处”“上海卫生实验所”等3家公立机构，合并成立“华东人民制药公司上海生物制品厂”。1951年，政府将“新亚血清厂”“中法血清疫苗厂”等4家私营生物制品厂及2所医学化验所收归国营，并入。1952年，正式定名为“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上海所”），汇聚了陈宗贤、程慕颐、余㵑等一批全国顶尖专家。 

陈宗贤（1892—1979）是中央防疫处的元老，上海所首任所长（后由郦燮昌接任）。他和洪超明、程慕颐、余㵑等创建了上海市微生物学会，并连任4届理事长。 

2.2 业务部门递进演变（1952—2025） 

上海所地分3处：延安西路1262号（总所）、1326号和中山西路926号（动物房）。 

后又从上海市政府争取到奉贤400多亩土地。全所职工在1 500名左右。 

初期，上海所各科室以生产为主，少数人攻关，解决制品产量和质量问题；1973年后，成立中心实验室，将分散的课题集中管理；1980年后，成立了血液、免疫、细胞生物、病毒、细菌等5个研究室。此外，还加强了同国内外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建立了临床诊断试剂中心，中日血液学免疫学研究中心、医学实验动物中心、华东计划免疫工作指导中心。1983年开始，在卫生部、国家计委、财政部的关怀下，各所积极配合，争取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贷款和捐赠，掀起大规模技术改造的高潮。上海所先后建起同位素制剂大楼、乙肝疫苗大楼、血液制剂大楼、疫苗大楼（世界银行项目）、医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大楼和生物制品检定大楼。同时，加强人员培训，选派技术人员到国外进修学习。随着国际交往增加，信息灵通，新品种研发步伐加快。特别《药品管理法》的颁布、药品审评中心和标准化委员会的成立，使制品研制走上了法制轨道，不断地取得新进展。2005年，成立抗体研发团队，2014年构建大分子治疗产品开发平台，并于2020年成为中国生物抗体产业化基地，全力推进中国生物抗体产业进程。 

2.3 科研突破 

2.3.1 菌毒种国产化攻关 白喉类毒素菌种从美国PW8株，经优化后，产毒量从50~60 Lf/mL提升至800 Lf/mL； 破伤风类毒素菌种罗马尼亚JCT21L株，经改良后，产毒量达100 Lf/mL，提纯后制品效价超1500 Lf/mL； 钩端螺旋体病疫苗通过分离18个血清群75个型别，实现根据流行株精准制备，预防有效率达90%以上。 

2.3.2 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 大罐培养和提纯技术：细菌性疫苗（如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制品不良反应小、免疫效果好，效益明显。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1960年代开发地鼠肾细胞培养技术，成功研制麻疹、乙型脑炎、狂犬病等疫苗，解决了原鼠脑疫苗不良反应大的难题。 

冻干技术：我国疫苗、抗毒素、血液制品等已经基本为冻干制品，有力地保障了边远地区儿童EPI规划的实施。 

联合疫苗开发：1979年我从美国带回Merck的腮腺炎疫苗（JL病毒），经疫苗室科研人员努力，通过实验室鸡胚细胞培养传代建立疫苗株（S79）。2000年麻腮二联（MR）、2007年麻腮风三联（MMR）疫苗上市，将儿童免疫针次减少50%。 

乙肝疫苗（血源）研发：1985年乙肝疫苗上市，至1999年退市前，北京、长春、兰州和上海4所累计保护了约2亿新生儿。 

干扰素投产：1992年全国首个基因工程干扰素投产，更适合中国人基因的肝炎治疗药物有力推动了我国生物基因工程产业化发展。 

全国首款水痘疫苗：2000年，率先采用全细胞工厂生产工艺的水痘疫苗上市，已生产7 800余万份水痘疫苗；2024年，接种对象增加13岁以上人群，接种对象扩展至覆盖12月龄以上所有年龄人群。 

全国首款流感病毒裂解疫苗：2001年首发上市，2022年上市全国首款6月龄以上人群通用四价流感疫苗，首次实现6月龄以上人群接种剂型统一。 

抗体管线转化：2024年，利妥昔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作为血液肿瘤一线靶向药物，有效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25年，贝伐珠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用于包括转移性结直肠癌、晚期/转移性或复发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肝细胞癌、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原发性腹膜癌、宫颈癌等适应证的治疗，进一步丰富肿瘤患者的治疗选择。 

2.3.3 国际合作里程碑 1981年4月，郦燮昌所长随同卫生部访日团出访日本，与日方草签了关于建立中日血液学免疫学研究中心的协议。1988年9月9日—12日，由本所和国际比较病毒学组织共同发起的“1988年上海国际病毒性疾病学术会议”在上海虹桥宾馆举行。1994年，与史克公司（SmithKline Beecham）组建合资企业“中美上海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 

2.4 科研平台与人才培养 

1959年9月，我所举办生物制品学校（中专，学制3年），培训中级技术人员。1978年6月，卫生部在我所开办生物制品人员进修班，并恢复生物制品学校。1980年7月，收归部管。1982至1987年，与上海第一医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并分别于1986和1990年正式获批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专业2个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每年面向全国招生。至今已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培养和输送近200名专业技术骨干人才。 

3 个人成长历程 

3.1 基层锻炼与生产实践（1965—1972） 

1965年，我被分配进入上海所，进所第一年先下乡锻炼，后回所在培养基室和分包装室学习基本技能。第二年被分配到血清室，先后从事抗毒素、类毒素生产。1969年在血液制剂室从事血液制品生产。 

3.2 承担国家“523”项目（1972—1979） 

1972年，领导安排我转接“523”项目的疟疾免疫课题。我们养蚊（获取子孢子）、培养疟原虫（获取红内期疟原虫抗原），研制疟疾疫苗，用恒河猴做实验。1977年和1978年，我们两下海南现场采疟原虫血，建立了我国首个实验室保存的人恶性疟原虫株（FCC-1/HN和FCC-2/HN），相关成果发表于《疟疾免疫》内刊上，为疟疾疫苗研究奠定基础。1981年被卫生部、中国科学院、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联名授予“作出重大贡献先进集体”奖状。 

3.3 赴美从事疟疾免疫研究（1979—1983） 

1978年，我同时获得美国访问学者资格和WHO博士后奖学金。1979年2月在邓小平访美热流下，我来到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期间，先后受邀访问了CDC（对方希望我到CDC进修，并提供我“visiting scientist”经费）和MERCK药厂（馈赠我一盒腮腺炎疫苗）。 

应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毛守白所请，中途回国，帮助该所建立了体外连续培养人恶性疟原虫的实验室。然后，在上海和北京协助世卫组织专家先后办了3期培训班，受到高度赞扬。学习班使用的虫株是我们的2个虫株。多年来，国内许多研究院校都从我们这里引种，对我国疟疾免疫和药物研究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在CDC期间，我在美国专业期刊上发表了3篇第一作者的论文，并被CDC推荐为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会（ASTMH）和北美生物学家学会（SCBA）会员。 

3.4 承接研制乙肝疫苗课题（1983—1987）

1983年回国后，我将MERCK公司馈赠我的一盒腮腺炎疫苗（腮苗）捐赠给所里，另外，我还捐赠了约3 000美元的实验室器材和录像机，推动了实验室标准化。 

因“523”项目结束，所领导要我参与北京、长春、兰州、上海4所联合研制血源乙肝疫苗的卫生部项目。我们综合美国MERCK公司与日本北里研究所技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工艺。1985年疫苗获批后，每年惠及2 000万新生儿，填补了国内乙肝免疫的空白。1985年和1987年，我和李河民、赵铠、殷绥亚、张权一作为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肝炎工作组的临时顾问，先后出席了日本长崎和韩国汉城（首尔）的会议，介绍我们研制乙肝血源疫苗的进展，并作为卫生部代表团成员访问了大阪、熊本和东京，日本当地厚生省的官员安排接待。 

1987年1月1日我被卫生部破格晋升为研究员。4月5日被选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代表。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奖励证书。

3.5 任职科研副所长（1991—2003） 

1991年，卫生部宣布我任上海所科研副所长。当年，妥善处理了齐齐哈尔乙脑疫苗事件，得到卫生部领导肯定；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与闻玉梅教授合作研制乙肝治疗性疫苗“复肝1号”，临床试验显示HBV DNA阴转率达64.3%，研究成果发表于《Lancet》。美国NIH肝炎病毒权威专家Robert H. Purcell博士曾专门写信向我国国家科委推荐闻玉梅、郭盛淇和熊思东的《鸭乙型肝炎病毒模型中免疫耐受的建立及其逆转免疫耐受的应用》研究论文，参评国家科技奖。1994年6月10日，卫生部陈敏章部长在生物制品总公司主持专门会议， 听取了闻玉梅和我的汇报， 对以上结果表示满意， 并对上医和上海所2家“产学研”的合作形式给予了充分肯定。2006年受上医大闻玉梅院士邀请兼任复旦悦达公司总工程师，研制乙肝治疗性疫苗。 

1994年，国家希望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引进管理、引进人才。4月我带队赴比利时与史克公司（SmithKline Beecham）疫苗公司商谈组建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卫生部和上海市政府都大力支持，徐匡迪市长曾2次参与会谈并宴请。1994年12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中美上海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意向书签字仪式。出席的有卫生部陈敏章部长和美、英、比利时3国大使。1995年在上海东方明珠塔正式签约。 

1995年，在推动重组α1b干扰素、重组γ干扰素研发的基础上，上海所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成功，并获得证书，税金从33% 降到18%。 

1997年，卫生部殷大奎副部长授予我卫生部专家证书。 

在任期间，我作为华东免疫预防协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共4届，1届4年，共14年），我组织并主持年会和学术交流约20次：作为学会领导曾参加中日微生物学年会，并多次主持上海生物工程学会和海峡两岸会议；参加并主持第3届（昆明，1994）和第4届（兰州，1998）国际病毒学会会议。参加国内外的国际会议近30次，并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有关疟疾、乙肝疫苗等论文40多篇。 

3.6 学术期刊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阅读期刊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离开期刊，现代科学研究的高效交流、质量保证和评价体系将难以维系。 

3.6.1 行业期刊体系的构建 1973年8月兰州所创刊《生物制品参考资料》，后于1993年10月正式更名为《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1978年，上海所创办《国外医学参考资料生物制品分册》，2006年定名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1981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主办，北京所正式编辑出版《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2003年起正式定型为月刊，并推出英文版《Journal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1988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制品分会成立，并创办《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委托长春所承办，1992年公开发行。从此，形成覆盖基础研究、技术规范、临床应用的完整栏目体系。 

长期以来我曾经是这些杂志的编委，也担任过生物制品分会和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6.2 上海所《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 我进所时，上海所图书馆除了少量陈旧的书籍外，专业杂志很少。当时，国家经济不宽裕，上海市政府将各研究单位的书刊，统编目录，互通有无，全市共享。改革开放后，经济状况改善，特别是有了网络，信息获得和交流越来越便捷。科研生态系统的核心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1993年4月22—24日，我接替余㵑教授当选为《国外医学预防、诊断、治疗用生物制品分册》（原刊名）第三届和第四届的主任编委。 

杂志自创刊以来，已走过47年的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杂志作为我国广大生物制品科研工作者了解国外科研进展的重要窗口，曾为我国生物制品事业以及传染病预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当前，随着智能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杂志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挑战。令人欣慰的是，杂志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将数字化作为期刊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各项工作均取得了一定进展（见表2），并多次荣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编校质量优秀奖、中华医学会各单项审读优秀奖等殊荣，见证了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发展的辉煌历程。 

3.7 退休后的行业贡献（2003—2023） 

退休后先后与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发SARS抗血清；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参与《医学生物制品学》第二版定稿工作；兼任张江复旦悦达生物技术公司总工程师，研发治疗性乙肝疫苗；兼任张江上海惠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科技顾问；2006-2010年任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科委会顾问（章以浩、张权一、王秉瑞、向建之、郭盛淇、余模松）。担任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疫苗》纪录片顾问，影片获广宣部嘉奖；担任副主编编著《英汉-汉英生物制品学词汇》；担任中国药典英文版常务副主编负责《Pha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翻译和校对工作；2023年3月北京《中国疫苗百年》记录片摄制组来家采访。同年获上海市微生物学会“卓越贡献奖”。 

4 结语 

从191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到2025年的今天，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历经百年沧桑，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创新，从零星生产到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基地，每一步都镌刻着医学人“治未病”的坚守。上海所从几家小厂合并发展为占地900亩的生物医药基地；《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从内部资料成长为国内外发行的生物医药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这些变迁正是中国医学从跟跑到齐跑的缩影。 

我国生物制品事业发展的历程，也是我成长的过程。几十年来，我根据国家的需要，先后从事马抗血清、精制吸附破伤风类毒素、人血制品的生产；搞过疟疾疫苗（寄生虫血）和乙肝疫苗（病毒血）的研究。退休以来，仍在参与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综观一生，可以说与“血”和病原微生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今年是我从事生物制品事业六十年。抚今追昔，我要感谢所有在生物制品行业、上海所及杂志发展中付出努力的人们。展望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华医学会于1915年2月5日成立，如今主办有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128种。首任会长颜福庆发表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阐述了中华医学会的宗旨——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学。成立的100多年来，中华医学会主办的系列杂志在提高医学科技工作者专业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医学科技的普及与推广，促进医学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促进医学科技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为会员和医学科技工作者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是中华医学会主办的系列杂志之一，创刊于1978年，原名《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后更名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目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与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是我国最早出版的生物制品学专业期刊，专注于报道国内外生物制品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涵盖预防、诊断、治疗用生物制品的开发与应用。杂志长期引领生物制品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在这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日子里，我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回顾《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遵循中华医学会宗旨，在普惠医学卫生发展方面的若干实例。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新入职于安徽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任教师。当时的国内高校普遍办学困难，尤其是各种新颖的专业技术学术资料极其匮乏。国际上，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等各个学科科学研究极为活跃，多个研究领域获得重大成果突破，学术进展很快。由于多种历史的原因，我们学院的图书馆能够借阅的国外原版专业学术权威期刊种类极少，能够看到的影印件都少得可怜，且时间后延惊人，有的甚至需要一年以后方能够借阅。难以及时看到国外的权威专业杂志以及其他新的专业书籍资料，极大地阻碍了师生们的学术交流与思考。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作为国内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领域的重要支撑性学术期刊，拥有较丰富的期刊资源。我从我的导师及老教师处得知我们教研室是《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的编委单位之一。曾记得，该杂志的编委会在了解了我们安徽及周边的一些不发达地区高校的这些困难后，在以后的多年间，分期不断地将最新国际权威杂志上的相关专业研究论文，不嫌麻烦地免费全文复印后，邮寄给我们教研室的在职编委老师。在老教师们的指导下，全体年轻教师及研究生得以及时学习相关资料，并将学习的内容全文翻译成中文后，除在我们自己学校内部专业交流报告外，还以“文摘、译文或综述”的形式，轮流有序地向《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编辑部投稿并公开发表，供相关专业人员继续学习研究，帮助后者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接到我的导师递来的一篇原始论文复印件并被要求写出文摘时，既紧张又激动的情景。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认真仔细地研读原始文章，写出来的文摘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经过老师们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修改，最终得以成功地发表在该杂志1989年第3期的“文摘”栏目中。通过这样的学习和努力，我不仅了解并掌握了先进的专业科学知识，还能够把学习成果不断在该杂志上公开发表，从而大大提升了我对该领域新知的认知和追求的勇气，坚定了我深耕本专业的决心和信心！ 

随着我们的学校由安徽医学院更名为安徽医科大学，招生人数和专业都得到扩充，学校的条件虽得到很大改善，但仍存在研究生人数多而经费不足等困难。《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编委会了解到了我们的实际困难，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我们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克服困难，对刻苦钻研学习的研究生撰写的高质量文稿多年持续地给予减免版面费的优惠条件；使学生能够把自己用心撰写的专业研究成果和新进展以科学论文或综述文章公开发表，与同行交流。同时，随着近年融合出版的兴起，编辑部老师还将积极参加科研工作的本科生所撰写的兼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的综述类文章，如陈杰和何浩同学分别撰写的“树突状细胞的免疫功能及其研究新进展”和“白细胞介素-37的抑炎机制及其在疾病中的作用”通过新媒体宣传推送，进一步放大了这些优质文章传播的范围和读取的便利性，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投身科学研究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荣誉感。我们老师们也深为编辑部能够为培养这些学生提供的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心存感激！ 

在全球医疗与生物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均衡问题依然是制约落后地区发展的关键瓶颈。作为我国生物制品学领域的权威学术平台，《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原《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自创刊以来，始终秉持“学术普惠”理念，通过多元化的资源开放、教育合作与行业联动，为偏远地区学生和年轻教师搭建学术桥梁，助力其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专业成长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与贡献。110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里程碑，它象征着中华医学会在推动中国医学进步道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在继承传统医学精髓的同时，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发展之路，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贡献力量。

值此中华医学会成立110周年之际，作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的编委与忠实读者，回顾这本杂志与我科研生涯的交织轨迹，恰似一部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微观史。从1984年踏入上海生物制品所实验室的青涩学子，到如今带领团队实现抗体药物产业化的研究者，这本杂志始终是我获取专业知识、开拓学术视野的重要伙伴，也见证了中国生物制品学界的发展进步。在此，我很高兴同大家分享我的成长故事和点滴体会。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上海生物制品所（后文简称为“上生所”）细胞生物实验室工作，从事正在兴起的利用DNA重组技术开发蛋白重组疫苗的研发工作。作为刚走出校门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虽热情有余，但经验及方法严重不足。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开展科研工作的问题，其中如何快速有效查找并获取科研信息是重要一关。幸运的是，当时上生所拥有非常齐全的当代有影响力的生命科学领域杂志，并拥有许多外文书籍。鉴于当时国内外交流信息比较迟缓，上生所还主办了颇具特色的《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杂志及时刊登最新的科技信息，并翻译、摘录最新的国外生物制品研究领域的科研动态，是我们科研人员了解世界科研动态的重要媒介。每期新杂志一到，同事们争相阅读，个个沉浸在获取前沿资讯的喜悦之中。 

当时编辑部旁边的图书馆，是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殿堂。为了帮助大家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快速准确找到需要的资料，德高望重的向建之教授还亲自向年轻科研人员讲解检索文献的方法。记得我读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关于启动子如何调节蛋白表达的专著。书不算太厚，大概300页，由于当时对许多专业名词不熟悉，我花费了整整3个月的业余时间才将这本书读完。但知识的果实是甘甜的。对那本书的潜心研读不仅使我对重组DNA技术有关启动子调节蛋白表达的理论知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还让我累积了大量分子生物学英文专业词汇，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自此，工作之余，我常躲在图书馆内阅读，既是自我提升，也是一种精神享受。阅读最多的，还是我们生物所自己编译的那本杂志（1985年起更名为《国外医学•预防、诊断、治疗用生物制品分册》）。记得有一次读到有关用昆虫病毒在家蚕中表达蛋白的信息，既兴奋又好奇。幸运的是，不久后我所在的科室就与加拿大某研究所就利用家蝉昆虫病毒表达乙型肝炎病毒表面蛋白开展了合作课题，我也有幸代表科室赴加拿大进行合作研究，并圆满完成了任务，将研究成果在国际病毒学会议上口头发表。

在之后的研究生涯里，最初累积的知识及阅读前沿资讯的习惯使我受益良多。在做任何工作之前，我都力求对相关知识及原理有全面、深刻的认知。在国外工作时，面对表达蛋白包涵体的复性问题，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查阅有关蛋白质变性、复性的专著，并将掌握的相关理论应用于实践中，开发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n个蛋白的复性率达到90%以上，并将该成果分享给全系同仁。

2005年我回到上生所工作。鉴于当时信息全球化趋势以及科研工作者外语水平的显著提高，研究人员对专业文献及行业资讯获取的便捷性有了天翻地覆的提升。我国期刊行业也进行了科学整合，上生所主办的《国外医学•预防、诊断、治疗用生物制品分册》几经改革，转由与中华医学会联合主办，并于2006年正式更名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主要刊登生物制品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及相关综述，为实验室的年轻同事及研究生提供学术交流平台。而我作为杂志的忠实读者，也有幸被邀请担任编委，一晃已有近20年。

结合在国外的学习研究情况及对生物制品领域未来发展方向的研判，从国外回来后，我成立了新的研发团队，主研方向为治疗性单抗药物开发，但重组蛋白技术仍然是抗体研发的重要基石之一，分子生物学及免疫学也仍然是药物开发最基本的知识。回国后的近20年，我们从无到有，搭建了以人源化技术开发单抗的新药平台、抗体偶联小分子药物平台、双抗平台及抗体产业化平台等，目前已有2款单抗药物获批上市、1款单抗药物申报上市、多个1类新药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其中4个抗体偶联药物产品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并初步取得了较好的安全性及疗效结果。这些成绩的取得，近在身边的《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也有一份功劳。回顾过去，杂志给予我最初的科学营养，为我开启了了解科技前沿的一扇心窗，为我后期的个人提升奠定了基础。

在此，预祝《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越办越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一切事物都在复苏中走向欣欣向荣。对于广大医学工作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源匮乏，很难获取国外同行的研究进展，为此涌现出不少《国外医学》专刊，将海量的期刊文献翻译成中文文摘方式，供大家了解国外相关的最新进展。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前身为《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创刊前期主要翻译报道国外的优秀科研成果；2006年更名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之后聚焦国内外生物制品学领域的新进展、新动态、新技术和新成就，包括疫苗、抗体、重组蛋白药物、微生态制剂、血液制品、细胞因子、免疫治疗制品、诊断制品等的研究、开发、生产、检定和临床应用等，设有述评、综述、论著、政策分析等栏目，报道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致力于为从事生物医药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及科学工作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为广大读者在产品研发、工艺提升等方面提供切实帮助，为学术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以此促进学科发展及文化传承。

1986年夏，大学毕业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一年的我，欣然接手《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的通讯员工作，负责分册的部分组稿工作。出于对专业英语的热爱和兴趣，我几乎每月都要去图书馆翻阅最新定购的专业英语期刊，筛选出优秀的论文，用打印机将论文题目打印出来，装入信封，邮寄给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编辑部审核。待回函同意后，我就将相关论文对着英汉辞典字斟句酌地翻译撰写成短小的中文摘要，再寄给编辑部修改。编辑部老师对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认真审核和修改，数月后这一篇篇豆腐块的文摘就见刊发表了，文摘后面用括弧写到“徐葛林摘，史久华校”。这样的工作，我一干就是17年，编辑部史久华老师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在做文摘的过程中，我掌握了大量的专业英语词汇，同时因为文摘的字数限制要求，养成了我惜字如金的写作习惯，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长期从事一线科研工作，一旦有好的研究结果，就写成论文发表，受益于严谨的写作习惯，我的论文送审后改动很少，后来《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改版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出于对杂志的深厚感情，《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成为我首选的投稿期刊。2007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成立了六价轮状病毒疫苗研发课题组，任命我作为课题负责人，与盖茨基金会合作，接受国外专家的各种培训和检查，得益于前期的专业英语的积累，我很快就能畅通地与国外专家沟通交流，推动了工作的顺利进行。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被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CA）等收录，并多次荣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编校质量优秀奖、中华医学会各单项审读优秀奖等殊荣，见证了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发展的辉煌历程。作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的编委，我坚持每年向杂志投稿，作为生物制品资深专家我也参与杂志社的定稿工作，在编委会上为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鼓励年轻同事和学生向杂志社投稿，我的学生邹文琪还因此获得《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2023年度最佳论文。 

现在我已经退休赋闲，每次拿到散发着墨香的《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期刊，总要仔细翻阅，一睹为快，既了解了行业新的信息，又为杂志感到骄傲和自豪。希望《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