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中华医学会成立110周年之际，作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的编委与忠实读者，回顾这本杂志与我科研生涯的交织轨迹，恰似一部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微观史。从1984年踏入上海生物制品所实验室的青涩学子，到如今带领团队实现抗体药物产业化的研究者，这本杂志始终是我获取专业知识、开拓学术视野的重要伙伴，也见证了中国生物制品学界的发展进步。在此，我很高兴同大家分享我的成长故事和点滴体会。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上海生物制品所（后文简称为“上生所”）细胞生物实验室工作，从事正在兴起的利用DNA重组技术开发蛋白重组疫苗的研发工作。作为刚走出校门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虽热情有余，但经验及方法严重不足。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开展科研工作的问题，其中如何快速有效查找并获取科研信息是重要一关。幸运的是，当时上生所拥有非常齐全的当代有影响力的生命科学领域杂志，并拥有许多外文书籍。鉴于当时国内外交流信息比较迟缓，上生所还主办了颇具特色的《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杂志及时刊登最新的科技信息，并翻译、摘录最新的国外生物制品研究领域的科研动态，是我们科研人员了解世界科研动态的重要媒介。每期新杂志一到，同事们争相阅读，个个沉浸在获取前沿资讯的喜悦之中。 

当时编辑部旁边的图书馆，是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殿堂。为了帮助大家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快速准确找到需要的资料，德高望重的向建之教授还亲自向年轻科研人员讲解检索文献的方法。记得我读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关于启动子如何调节蛋白表达的专著。书不算太厚，大概300页，由于当时对许多专业名词不熟悉，我花费了整整3个月的业余时间才将这本书读完。但知识的果实是甘甜的。对那本书的潜心研读不仅使我对重组DNA技术有关启动子调节蛋白表达的理论知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还让我累积了大量分子生物学英文专业词汇，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自此，工作之余，我常躲在图书馆内阅读，既是自我提升，也是一种精神享受。阅读最多的，还是我们生物所自己编译的那本杂志（1985年起更名为《国外医学•预防、诊断、治疗用生物制品分册》）。记得有一次读到有关用昆虫病毒在家蚕中表达蛋白的信息，既兴奋又好奇。幸运的是，不久后我所在的科室就与加拿大某研究所就利用家蝉昆虫病毒表达乙型肝炎病毒表面蛋白开展了合作课题，我也有幸代表科室赴加拿大进行合作研究，并圆满完成了任务，将研究成果在国际病毒学会议上口头发表。

在之后的研究生涯里，最初累积的知识及阅读前沿资讯的习惯使我受益良多。在做任何工作之前，我都力求对相关知识及原理有全面、深刻的认知。在国外工作时，面对表达蛋白包涵体的复性问题，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查阅有关蛋白质变性、复性的专著，并将掌握的相关理论应用于实践中，开发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n个蛋白的复性率达到90%以上，并将该成果分享给全系同仁。

2005年我回到上生所工作。鉴于当时信息全球化趋势以及科研工作者外语水平的显著提高，研究人员对专业文献及行业资讯获取的便捷性有了天翻地覆的提升。我国期刊行业也进行了科学整合，上生所主办的《国外医学•预防、诊断、治疗用生物制品分册》几经改革，转由与中华医学会联合主办，并于2006年正式更名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主要刊登生物制品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及相关综述，为实验室的年轻同事及研究生提供学术交流平台。而我作为杂志的忠实读者，也有幸被邀请担任编委，一晃已有近20年。

结合在国外的学习研究情况及对生物制品领域未来发展方向的研判，从国外回来后，我成立了新的研发团队，主研方向为治疗性单抗药物开发，但重组蛋白技术仍然是抗体研发的重要基石之一，分子生物学及免疫学也仍然是药物开发最基本的知识。回国后的近20年，我们从无到有，搭建了以人源化技术开发单抗的新药平台、抗体偶联小分子药物平台、双抗平台及抗体产业化平台等，目前已有2款单抗药物获批上市、1款单抗药物申报上市、多个1类新药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其中4个抗体偶联药物产品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并初步取得了较好的安全性及疗效结果。这些成绩的取得，近在身边的《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也有一份功劳。回顾过去，杂志给予我最初的科学营养，为我开启了了解科技前沿的一扇心窗，为我后期的个人提升奠定了基础。

在此，预祝《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越办越好！

中华医学会于1915年2月5日成立，如今主办有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128种。首任会长颜福庆发表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阐述了中华医学会的宗旨——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学。成立的100多年来，中华医学会主办的系列杂志在提高医学科技工作者专业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医学科技的普及与推广，促进医学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促进医学科技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为会员和医学科技工作者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是中华医学会主办的系列杂志之一，创刊于1978年，原名《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后更名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目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与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是我国最早出版的生物制品学专业期刊，专注于报道国内外生物制品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涵盖预防、诊断、治疗用生物制品的开发与应用。杂志长期引领生物制品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在这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日子里，我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回顾《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遵循中华医学会宗旨，在普惠医学卫生发展方面的若干实例。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新入职于安徽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任教师。当时的国内高校普遍办学困难，尤其是各种新颖的专业技术学术资料极其匮乏。国际上，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等各个学科科学研究极为活跃，多个研究领域获得重大成果突破，学术进展很快。由于多种历史的原因，我们学院的图书馆能够借阅的国外原版专业学术权威期刊种类极少，能够看到的影印件都少得可怜，且时间后延惊人，有的甚至需要一年以后方能够借阅。难以及时看到国外的权威专业杂志以及其他新的专业书籍资料，极大地阻碍了师生们的学术交流与思考。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作为国内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领域的重要支撑性学术期刊，拥有较丰富的期刊资源。我从我的导师及老教师处得知我们教研室是《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的编委单位之一。曾记得，该杂志的编委会在了解了我们安徽及周边的一些不发达地区高校的这些困难后，在以后的多年间，分期不断地将最新国际权威杂志上的相关专业研究论文，不嫌麻烦地免费全文复印后，邮寄给我们教研室的在职编委老师。在老教师们的指导下，全体年轻教师及研究生得以及时学习相关资料，并将学习的内容全文翻译成中文后，除在我们自己学校内部专业交流报告外，还以“文摘、译文或综述”的形式，轮流有序地向《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编辑部投稿并公开发表，供相关专业人员继续学习研究，帮助后者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接到我的导师递来的一篇原始论文复印件并被要求写出文摘时，既紧张又激动的情景。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认真仔细地研读原始文章，写出来的文摘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经过老师们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修改，最终得以成功地发表在该杂志1989年第3期的“文摘”栏目中。通过这样的学习和努力，我不仅了解并掌握了先进的专业科学知识，还能够把学习成果不断在该杂志上公开发表，从而大大提升了我对该领域新知的认知和追求的勇气，坚定了我深耕本专业的决心和信心！

随着我们的学校由安徽医学院更名为安徽医科大学，招生人数和专业都得到扩充，学校的条件虽得到很大改善，但仍存在研究生人数多而经费不足等困难。《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编委会了解到了我们的实际困难，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我们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克服困难，对刻苦钻研学习的研究生撰写的高质量文稿多年持续地给予减免版面费的优惠条件；使学生能够把自己用心撰写的专业研究成果和新进展以科学论文或综述文章公开发表，与同行交流。同时，随着近年融合出版的兴起，编辑部老师还将积极参加科研工作的本科生所撰写的兼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的综述类文章，如陈杰和何浩同学分别撰写的“树突状细胞的免疫功能及其研究新进展”和“白细胞介素-37的抑炎机制及其在疾病中的作用”通过新媒体宣传推送，进一步放大了这些优质文章传播的范围和读取的便利性，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投身科学研究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荣誉感。我们老师们也深为编辑部能够为培养这些学生提供的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心存感激！

在全球医疗与生物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均衡问题依然是制约落后地区发展的关键瓶颈。作为我国生物制品学领域的权威学术平台，《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原《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自创刊以来，始终秉持“学术普惠”理念，通过多元化的资源开放、教育合作与行业联动，为偏远地区学生和年轻教师搭建学术桥梁，助力其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专业成长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与贡献。110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里程碑，它象征着中华医学会在推动中国医学进步道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在继承传统医学精髓的同时，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发展之路，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贡献力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一切事物都在复苏中走向欣欣向荣。对于广大医学工作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源匮乏，很难获取国外同行的研究进展，为此涌现出不少《国外医学》专刊，将海量的期刊文献翻译成中文文摘方式，供大家了解国外相关的最新进展。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前身为《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创刊前期主要翻译报道国外的优秀科研成果；2006年更名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之后聚焦国内外生物制品学领域的新进展、新动态、新技术和新成就，包括疫苗、抗体、重组蛋白药物、微生态制剂、血液制品、细胞因子、免疫治疗制品、诊断制品等的研究、开发、生产、检定和临床应用等，设有述评、综述、论著、政策分析等栏目，报道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致力于为从事生物医药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及科学工作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为广大读者在产品研发、工艺提升等方面提供切实帮助，为学术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以此促进学科发展及文化传承。
  1986年夏，大学毕业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一年的我，欣然接手《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的通讯员工作，负责分册的部分组稿工作。出于对专业英语的热爱和兴趣，我几乎每月都要去图书馆翻阅最新定购的专业英语期刊，筛选出优秀的论文，用打印机将论文题目打印出来，装入信封，邮寄给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编辑部审核。待回函同意后，我就将相关论文对着英汉辞典字斟句酌地翻译撰写成短小的中文摘要，再寄给编辑部修改。编辑部老师对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认真审核和修改，数月后这一篇篇豆腐块的文摘就见刊发表了，文摘后面用括弧写到“徐葛林摘，史久华校”。这样的工作，我一干就是17年，编辑部史久华老师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在做文摘的过程中，我掌握了大量的专业英语词汇，同时因为文摘的字数限制要求，养成了我惜字如金的写作习惯，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长期从事一线科研工作，一旦有好的研究结果，就写成论文发表，受益于严谨的写作习惯，我的论文送审后改动很少，后来《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改版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出于对杂志的深厚感情，《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成为我首选的投稿期刊。2007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成立了六价轮状病毒疫苗研发课题组，任命我作为课题负责人，与盖茨基金会合作，接受国外专家的各种培训和检查，得益于前期的专业英语的积累，我很快就能畅通地与国外专家沟通交流，推动了工作的顺利进行。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被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CA）等收录，并多次荣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编校质量优秀奖、中华医学会各单项审读优秀奖等殊荣，见证了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发展的辉煌历程。作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的编委，我坚持每年向杂志投稿，作为生物制品资深专家我也参与杂志社的定稿工作，在编委会上为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鼓励年轻同事和学生向杂志社投稿，我的学生邹文琪还因此获得《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2023年度最佳论文。
  现在我已经退休赋闲，每次拿到散发着墨香的《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期刊，总要仔细翻阅，一睹为快，既了解了行业新的信息，又为杂志感到骄傲和自豪。希望《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