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中华医学会成立110周年之际，作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的编委与忠实读者，回顾这本杂志与我科研生涯的交织轨迹，恰似一部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微观史。从1984年踏入上海生物制品所实验室的青涩学子，到如今带领团队实现抗体药物产业化的研究者，这本杂志始终是我获取专业知识、开拓学术视野的重要伙伴，也见证了中国生物制品学界的发展进步。在此，我很高兴同大家分享我的成长故事和点滴体会。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上海生物制品所（后文简称为“上生所”）细胞生物实验室工作，从事正在兴起的利用DNA重组技术开发蛋白重组疫苗的研发工作。作为刚走出校门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虽热情有余，但经验及方法严重不足。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开展科研工作的问题，其中如何快速有效查找并获取科研信息是重要一关。幸运的是，当时上生所拥有非常齐全的当代有影响力的生命科学领域杂志，并拥有许多外文书籍。鉴于当时国内外交流信息比较迟缓，上生所还主办了颇具特色的《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杂志及时刊登最新的科技信息，并翻译、摘录最新的国外生物制品研究领域的科研动态，是我们科研人员了解世界科研动态的重要媒介。每期新杂志一到，同事们争相阅读，个个沉浸在获取前沿资讯的喜悦之中。 

当时编辑部旁边的图书馆，是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殿堂。为了帮助大家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快速准确找到需要的资料，德高望重的向建之教授还亲自向年轻科研人员讲解检索文献的方法。记得我读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关于启动子如何调节蛋白表达的专著。书不算太厚，大概300页，由于当时对许多专业名词不熟悉，我花费了整整3个月的业余时间才将这本书读完。但知识的果实是甘甜的。对那本书的潜心研读不仅使我对重组DNA技术有关启动子调节蛋白表达的理论知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还让我累积了大量分子生物学英文专业词汇，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自此，工作之余，我常躲在图书馆内阅读，既是自我提升，也是一种精神享受。阅读最多的，还是我们生物所自己编译的那本杂志（1985年起更名为《国外医学•预防、诊断、治疗用生物制品分册》）。记得有一次读到有关用昆虫病毒在家蚕中表达蛋白的信息，既兴奋又好奇。幸运的是，不久后我所在的科室就与加拿大某研究所就利用家蝉昆虫病毒表达乙型肝炎病毒表面蛋白开展了合作课题，我也有幸代表科室赴加拿大进行合作研究，并圆满完成了任务，将研究成果在国际病毒学会议上口头发表。

在之后的研究生涯里，最初累积的知识及阅读前沿资讯的习惯使我受益良多。在做任何工作之前，我都力求对相关知识及原理有全面、深刻的认知。在国外工作时，面对表达蛋白包涵体的复性问题，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查阅有关蛋白质变性、复性的专著，并将掌握的相关理论应用于实践中，开发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n个蛋白的复性率达到90%以上，并将该成果分享给全系同仁。

2005年我回到上生所工作。鉴于当时信息全球化趋势以及科研工作者外语水平的显著提高，研究人员对专业文献及行业资讯获取的便捷性有了天翻地覆的提升。我国期刊行业也进行了科学整合，上生所主办的《国外医学•预防、诊断、治疗用生物制品分册》几经改革，转由与中华医学会联合主办，并于2006年正式更名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主要刊登生物制品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及相关综述，为实验室的年轻同事及研究生提供学术交流平台。而我作为杂志的忠实读者，也有幸被邀请担任编委，一晃已有近20年。

结合在国外的学习研究情况及对生物制品领域未来发展方向的研判，从国外回来后，我成立了新的研发团队，主研方向为治疗性单抗药物开发，但重组蛋白技术仍然是抗体研发的重要基石之一，分子生物学及免疫学也仍然是药物开发最基本的知识。回国后的近20年，我们从无到有，搭建了以人源化技术开发单抗的新药平台、抗体偶联小分子药物平台、双抗平台及抗体产业化平台等，目前已有2款单抗药物获批上市、1款单抗药物申报上市、多个1类新药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其中4个抗体偶联药物产品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并初步取得了较好的安全性及疗效结果。这些成绩的取得，近在身边的《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也有一份功劳。回顾过去，杂志给予我最初的科学营养，为我开启了了解科技前沿的一扇心窗，为我后期的个人提升奠定了基础。

在此，预祝《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越办越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一切事物都在复苏中走向欣欣向荣。对于广大医学工作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源匮乏，很难获取国外同行的研究进展，为此涌现出不少《国外医学》专刊，将海量的期刊文献翻译成中文文摘方式，供大家了解国外相关的最新进展。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前身为《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创刊前期主要翻译报道国外的优秀科研成果；2006年更名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之后聚焦国内外生物制品学领域的新进展、新动态、新技术和新成就，包括疫苗、抗体、重组蛋白药物、微生态制剂、血液制品、细胞因子、免疫治疗制品、诊断制品等的研究、开发、生产、检定和临床应用等，设有述评、综述、论著、政策分析等栏目，报道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致力于为从事生物医药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及科学工作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为广大读者在产品研发、工艺提升等方面提供切实帮助，为学术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以此促进学科发展及文化传承。

1986年夏，大学毕业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一年的我，欣然接手《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的通讯员工作，负责分册的部分组稿工作。出于对专业英语的热爱和兴趣，我几乎每月都要去图书馆翻阅最新定购的专业英语期刊，筛选出优秀的论文，用打印机将论文题目打印出来，装入信封，邮寄给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编辑部审核。待回函同意后，我就将相关论文对着英汉辞典字斟句酌地翻译撰写成短小的中文摘要，再寄给编辑部修改。编辑部老师对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认真审核和修改，数月后这一篇篇豆腐块的文摘就见刊发表了，文摘后面用括弧写到“徐葛林摘，史久华校”。这样的工作，我一干就是17年，编辑部史久华老师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在做文摘的过程中，我掌握了大量的专业英语词汇，同时因为文摘的字数限制要求，养成了我惜字如金的写作习惯，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长期从事一线科研工作，一旦有好的研究结果，就写成论文发表，受益于严谨的写作习惯，我的论文送审后改动很少，后来《国外医学·生物制品分册》改版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出于对杂志的深厚感情，《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成为我首选的投稿期刊。2007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成立了六价轮状病毒疫苗研发课题组，任命我作为课题负责人，与盖茨基金会合作，接受国外专家的各种培训和检查，得益于前期的专业英语的积累，我很快就能畅通地与国外专家沟通交流，推动了工作的顺利进行。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被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CA）等收录，并多次荣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编校质量优秀奖、中华医学会各单项审读优秀奖等殊荣，见证了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发展的辉煌历程。作为《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的编委，我坚持每年向杂志投稿，作为生物制品资深专家我也参与杂志社的定稿工作，在编委会上为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鼓励年轻同事和学生向杂志社投稿，我的学生邹文琪还因此获得《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2023年度最佳论文。 

现在我已经退休赋闲，每次拿到散发着墨香的《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期刊，总要仔细翻阅，一睹为快，既了解了行业新的信息，又为杂志感到骄傲和自豪。希望《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越办越好！